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双边关系也呈现了持续发展的态势[1]，西方世界也因此而提高了对中国地缘战略政策的警惕。

一、中拉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互惠策略

上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经济独立[2]”曾经为拉丁美洲国家和西方大国、 尤其是美国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时至今日，这种情绪也曾经在中拉关系发展中构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是，广大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在近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其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已经日益凸现。巴西即是最突出的例子，四十年以来的工业革新成果已使这一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七位。[3]

毫无疑问，如果中拉经济关系依旧延续“购买原材料 → 出售制成品”的传统模式的话，双边经贸关系必将经历日益频繁的摩擦。因此，“建立新型的贸易模式”、“增加拉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就成为了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增加了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主要体现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委内瑞拉，继一项5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项目之后，又是一份90亿美元的铁路及住房建设项目；在巴西，100亿美元的能源产业投资；在玻利维亚，15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国有天然气和电力企业，等等。当然，对于中国来讲，“促进与拉美地区国家，尤其是同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G-20国家的战略协调及合作”依然是中国政府当下的重中之重[4]；但是，放眼未来，中国仍需努力突出“中国在拉美投资模式”与“西方国家在拉美投资模式”之间的区别，通过传递“互惠双赢”的理念，继续营造友好合作伙伴的形象。

二、“软实力”和文化合作的效力

众所周知，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软实力”[5] 已经在对外关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样，文化影响力也行使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孔子学院无疑将担任起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相对而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教学培训也将在客观上促进中拉世界的互相了解。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生活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华侨、华人团体与当地社会之间的日益融合。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国 – 伊比利亚半岛 – 拉丁美洲”的三边关系中有可能发挥巨大的潜在作用。历史上来讲，中国曾经作为“马尼拉大帆船”[6] 贸易航线上的中转站；而如今，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历史关系的承续，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上述三边关系中的将有能力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三、正视美国因素：应尊重而非敌对

美国一向视拉丁美洲为其国际战略中的“后院”。尽管双方之间的各方面分歧和摩擦一直未曾消除，且南美大陆的左派运动亦时而呈现强劲之势，事实上，美国对于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仍然是无人匹及。也许美国白宫将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增加视为一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所以才会在巴拿马运河主权问题、中国加入美洲发展银行（BID）等各大国际问题上力图遏制中国的影响。事实上，鉴于美国在美洲的影响力确实不可替代，也许对于中国政府来讲，最务实的态度还是要尽力消除美国对于北京政府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方面的担忧。

中美洲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务上的软肋；究其问题的核心，还是绕不过台湾问题。在这一复杂的棋局上，参与其中的不仅是海峡两岸的各方面因素，同时还有美国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北京政府很清楚自身在中美洲地区的影响力远不及华盛顿政府，而后者却依旧对前者的各方面行动——无论是政治活动还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均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既然如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恐怕新一届的习李政府还是应该适时地给美国白宫打一针镇静剂，使其明确中国政府处理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系的问题上没有取代美国的动机。

四、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重视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形势下，其重要性愈加突出。历史事实证明，交往愈加频繁，双方互相创造的机会也将越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6月的拉美之行中所引的古诗所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同年10月北京举行的“中国和拉丁美洲：能源市场的合作伙伴”国际研讨会上，这一口号再次被明确提及。

中拉关系，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国内国外瞬息万变的形势均将增加双边关系发展的变数。总而言之，要实现“中国梦”，如何处理好牵涉其中的各种关系，将依然是一个现实而具体的问题。

罗慧玲

[1] 参见“人民网”2013年6月5日时政版评论：《前驻哥伦比亚大使谈中国与拉美关系·双边贸易飞速发展》。记者：仝宗莉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5/c1001-21748763.html

[2] 参见《多媒体百科全书及经济学可视图书馆-“增长与发展”篇”：依赖理论（注：作者试译）》(Enciclopedia Multimedia y Biblioteca Virtual de Economía, capítulo Crecimiento y desarrollo_, “La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原文如下：“Es un conjunto de teorías y modelos que tratan de explicar las dificultades que encuentran algunos países para el despegue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Surgieron en los años sesenta impulsadas por el economista y argentino Raúl Prebish y la CEPAL. Inicialmente se dirigieron al entorno latinoamericano. Posteriormente fueron generalizadas por economistas neo-marxistas entre los que destacó Samir Amin, asociándolo al concepto de desarrollo desigual y combinado.” http://isis.faces.ula.ve/computacion/emvi/18/dependencia.htm

[3]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巴西（注：作者试译）》，报告日期：2011年9月20日。(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port for Selected Country and Subjects-Brazil”, 2011-09-20)

[4] 参见徐世澄在2012年5月28-30日于墨西哥城举行的“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与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条件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战略伙伴》（作者试译）。XU, Shicheng, China: seguro socio estratég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onencia en el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condiciones y retos en el siglo XXI”, 28-30 de mayo de 2012, Ciudad de México. http://www.redalcchina.org/PP%20Seminario%20ALCCHINA/Conf%20magistrasles/Xu%20Shicheng.pdf

[5] 参见NYE JR, Joseph S., CHAU Shaun, SOUTPHOMMASANE Tim, Talking power, “The Oxonian Review”, 2005年3月1日； http://www.oxonianreview.org/wp/talking-power-an-interview-with-joseph-nye/

以及 Smart Power， 2007年11月29日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seph-nye/smart-power_b_74725.html

[6] 参见VAN DEN BRULE, Álvaro, 《机密》杂志2013年7月22日文章，《马尼拉大帆船，英国人未能控制的航线》（作者试译）El Galeón de Manila, la ruta que no pudieron controlar los ingleses, “El Confidencial” http://www.elconfidencial.com/alma-corazon-vida/2013/06/29/el-galeon-de-manila-la-ruta-que-no-pudieron-controlar-los-ingleses-123939